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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社會的“擔當”之道
2019-04-05 15:35:45   來源:人民論壇網

  忠于國家、忠于人民、忠于職守、勇于擔當,既是從政者的道義所在,也是為官者應有的職業操守

  “為官避事平生恥”集中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忠義、擔當的美德。忠于國家、忠于人民、忠于職守、勇于擔當,既是從政者的道義所在,也是為官者應有的職業操守。《荀子·臣道》云:“不恤君之榮辱,不恤國之臧否,偷合茍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,謂之國賊。”在中國古代社會,既不體恤國君的榮辱,也不顧及國家的安危,一味迎合、結交權貴以茍且容身,保持官位和俸祿的人,被稱為“國賊”。如果為官者尸位素餐,避事、躲事、無所作為,定會為社會大眾所不齒。

  紀曉嵐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:北村有位叫鄭蘇仙的人,做夢來到地府,看到閻王正在審查新到的人。這時,一位身著官服者頗有氣勢地走進大殿,自稱為官所到之處只喝百姓一杯水,一生無愧于天地鬼神。閻王笑道:“設立官制是為了治理國家、造福百姓。要說不收百姓錢財的就是好官,那么立個木偶在公堂上,它連水都不喝一口,不是比你還廉潔嗎?”此人辯解道:“我雖沒什么功勞,但也無過!”閻王說:“你一生處處所求不外乎保全自己,審辦案件時,你為避嫌不敢說話,豈非有負于民?辦理百姓之事,你怕麻煩沒有上報朝廷,豈非有負于國?對于官員的政績應當怎么看?無功便是過。”該官聽罷,似有所悟,鋒芒頓減。這個故事所揭示的,正是為官者“無功便是過”的道理。由此可見,有所作為、有所擔當,才是為官從政者的基本政治素養。

  在中國傳統社會,庸碌無為者往往為世人所不齒;而勇于擔當、堅持忠義的賢士,則為世人所稱頌

  《孔子家語》載,“釋賢而用不肖,國之不祥也……圣人伏匿,愚者擅權,天下不祥也”。只求自保的庸碌之官所造成的危害不亞于貪腐。為官者之所以避事、躲事,不負責任、不愿擔當,從根本上說,是他們忽視了對中華傳統忠義美德的繼承與弘揚,轉而奉行唯利是圖、享樂主義、個人利益至上的處事原則,這也折射出一些為官者人生觀、價值觀、義利觀的缺失。上行則下效,一旦極端個人主義、精致利己主義、享樂主義等價值觀開始流行,必然會導其在全社會的蔓延,誠如孟子所說,最終“上下交征利,而國危矣”。如今社會中存在的食品安全、國有資產流失、偷稅漏稅、貪污腐化等問題,無不與為官者的不作為、不負責、不擔當及其背后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密切相關。正因如此,早在人人汲汲爭利的春秋戰國時代,孔子、孟子等先哲就嚴于義利之辨,始終為人倫正義而奔走呼號,引導為政者樹立正確的義利觀。孔子云:“見義不為,無勇也。”對于為官者而言,遇到應當承擔的事而不去承擔,便是無勇的表現。在中國傳統社會,那些庸碌無為者往往為世人所不齒;而那些勇于擔當、堅持忠義的賢士,則為世人所稱頌。

  《孔子家語》中記載著“史魚尸諫”的典故:衛國的蘧伯玉德才兼備,靈公卻不任用他;彌子瑕無德無才,反而受到重用。這時史魚極力勸諫,但衛靈公卻不采納。史魚去世時囑咐兒子:“我在朝廷為官,未能使蘧伯玉入朝為官,也未能罷免彌子瑕,作為大臣,我沒有盡到匡正國君的職責。我活著的時候不能匡正國君,死后就不能以正常禮儀安葬。我死之后,你將我的尸體放置在窗戶下,對我而言就已經足夠了。”他的兒子依言照辦。衛靈公來吊唁時問其緣故,其子將史魚的話告訴了衛靈公。靈公聽后愕然失色地說:“這是寡人的過錯!”于是他下令按照賓客的禮儀安葬史魚,并且聽取了他生前的建議,提拔任用了賢人蘧伯玉,罷免了佞人彌子瑕,并且疏遠了他。孔子聽后評論道:“古代極力進諫的人,到死也就結束了,沒有像史魚這樣死了之后還要借著尸體來進諫的。他的行為感化了國君,怎能不稱其為正直呢?”

  如史魚這樣的為官者,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仍然不忘盡忠職守,這種忠義、擔當的精神,正是那些優秀的為官者特別受人民愛戴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正如孟子所言: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義而已矣。”有人批判儒家的義利觀,認為人人都會講利益,不講利益只講仁義,恐怕只有少數圣賢人才能做到,因此義利觀并不適用于廣大民眾。實際上,所謂圣賢,無非是依據自然而然的天道而行,也是以自然天道來教導人,因為“順天者存,逆天者亡”“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”。為官者雖然不以個人私利為出發點,講求仁義、負責擔當,但結果往往能夠實現個人長遠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雙贏。相反,如果為官者為了追求個人私利而不擇手段、庸碌無為,那么結果不僅會損害國家與人民的利益,也不能實現個人的長遠利益。

 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歷史時期,我們需要一批襟懷天下、心系蒼生的領導干部切實擔當起歷史責任

  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充分繼承并發揚了中國傳統的忠義、擔當美德。例如,毛澤東十六歲出韶關時寫了一首詩:“男兒立志出鄉關,學不成名誓不還,埋骨何須桑梓地,人生何處不青山。”周恩來年僅十三歲時便說出了“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”的錚錚誓言。鄧小平在為《鄧小平文集》作序時寫道:“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,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。”1943年1月,毛澤東為習仲勛題詞:“黨的利益在第一位”。這些樸素的話語體現出的,是偉人們報效祖國的志愿與擔當,以及他們對黨和人民的無限熱愛。

  無論古今,成就事業者有一項最基本的內在修煉,就是不計個人得失、關懷百姓福祉的無私擔當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回憶梁家河插隊的歲月時說:“15歲來到黃土地時,我迷惘、彷徨;22歲離開黃土地時,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,充滿自信。作為一個人民公仆,陜北高原是我的根,因為這里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:要為人民做實事!無論我走到哪里,永遠是黃土地的兒子。”“當時我離開梁家河,人雖然走了,但是心還留在這里。那時候我就想,今后如果有條件、有機會,我要從政,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好事的工作。”大凡從政為官,就意味著甘愿選擇一種心無旁騖地專心于治國理政、為民謀利的職業,就意味著“義以為上”的犧牲與奉獻。孟子提出:“天下有達尊者三:爵一,齒一,德一。”即尊敬有爵位的人,尊敬上年紀的人,尊敬有德之人。中國古人之所以特別尊敬有爵位之人,是因為當時選拔官員秉持的是“爵非德不授,祿非功不與”的原則。正是因為古人在選官用人時能夠堅持“以德就列,以官服事,以勞殿賞,量功而分祿”的激勵制度和“三載考績,三考,黜陟幽明”“有能則舉之,無能則下之”的考核制度,才能有效保證吸納德才兼備的精英之士從政為官。

  在中國實現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歷史時期,我們需要一批襟懷天下、心系蒼生的領導干部切實擔當起歷史責任,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中“茍利國家生死以,豈因禍福避趨之”的擔當精神,虛心汲取古人選賢任能的歷史智慧,營造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態,構筑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,在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征程中建功立業,為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再創輝煌!(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院)哲學部教授、博導劉余莉)

【編輯】:張靜
【責任編輯】:邵志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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